夜郎自大何以成了香饽饽

“夜郎自大”本是一个贬义词，孰料今日，湖南与贵州两省却为争戴“夜郎”帽子闹得不可开交。今年10月下旬至今，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引资50亿打造“夜郎古国”惹来纷争与质疑，而素以“夜郎文化”自居的贵州更是纷纷表达不满。“夜郎”这一老祖宗的饭，究竟有多大的嚼头？它又能带来多大甜头？

利益之前谁怕“自大”

湖南新晃县位于湘黔两省交界处。2000年起，新晃县开始有人提出发掘夜郎文化的建议。2002年底，新晃县成立“夜郎文化资源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成立“县改名小组”，申请将县名改为“夜郎县”或“夜郎侗族自治县”。

新晃县志在必得要拿下“夜郎县”县名，消息传到贵州，立即引发震动。而此时，贵州省内的福泉市、桐梓县、六枝特区等也正为争夺夜郎故地争执不休。2003年6月9日，贵州省民政厅接到了省政协关于保护“夜郎”文化品牌的紧急提案后，立即着手平息“内讧”，开展应对工作。在贵州方面的干涉下，新晃县更名“夜郎县”的申请最终无疾而终。

在很多贵州人看来，“夜郎文化”是贵州独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基因”。让很多贵州人意想不到的是，虽然更名不成，但新晃县不仅没有放弃“夜郎”这块牌子，反而有了50亿元的大手笔计划。

“如果不宣布引来巨资，外界会不会关注新晃？”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杨静认为，新晃作为贫困县，如果真能引资开发旅游项目，对百姓来说也是不错的。这个事件之后，新晃的旅游收入应该会上升不少。

炒作噱头还是尊重历史

古夜郎国是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建立的较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古夜郎国王因一句“汉孰与我大”几千年遭人讥讽。

被人贻笑大方的“夜郎自大”为何突然间变得炙手可热？专家认为，文化争夺的背后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中国旅游热点正在向西南转移，将夜郎古国“抢”到手，实际上是在今后西南各省区的旅游客源大战中多了一把“杀手锏”。

但在不少百姓看来，这不过是地方为发展经济炒出来的“噱头”。“湖南比贵州的经济实力强，重视夜郎文化的开发，但我感觉新晃引50亿巨资建夜郎古国，‘作秀’的成分居多，起码现在不少贵州老百姓都知道湖南有个新晃了。”贵阳市民胡庆生说，夜郎文化本身不具有世界性影响，重建的话将花费巨额资金，即使是贵州开发出来，也只是一个单一主题的景点，客源市场不容乐观。

半个多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的指引下，在贵州发现众多古夜郎遗迹，几乎遍及全省。近十几年，夜郎考古更是成了贵州考古学界的中心工作，贵州历史文化学者都将“夜郎文化”作为贵州当之无愧的品牌。

曾任贵州桐梓县县志主编的胡大宇研究夜郎文化近30年。他告诉半月谈记者，光是在桐梓，就有唐宋夜郎县古城遗址、蒙渡摩崖刻石以及李白流放夜郎的诸多遗迹。

“夜郎文化在川、滇、湘、桂等地都有一点儿，但说到底，是从贵州辐射出去的。不能因为沾一点边就说自己是夜郎国的中心，就自封为夜郎古国了，我们支持发展经济，但同时也要尊重历史。”胡大宇说。

湖南的文化学界也不甘示弱。湖南师范大学旅游系教授许春晓表示，不存在“夜郎国”的说法，夜郎是一群游弋性很强的部落，很多人认为夜郎在贵州存在，其实湖南也有，甚至湖南还要早些，“夜郎归属地的争议早就存在”。

文化旅游开发切忌“投资冲动”

一些学者认为，市场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凡是可以被市场利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决不会让它闲置。在此次“夜郎之争”中，贵州的观念似乎相对落后。贵州研究夜郎文化几十年，却很少想到保护这个品牌。贵州学者对于夜郎文化的研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介绍出去，并转化为经济效益。

“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夜郎内涵，并通过恰如其分的载体呈现，让游客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感、有所思，这样的旅游开发未尝不可。”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副教授谢双玉说。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政研处处长曾博伟也认为，地方利用历史文化提高旅游资源影响力的做法无可厚非，关键是要把无形的品牌优势把握好，把旅游产品做好。

但也有专家表示担忧。从事旅游管理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副院长龚胜生教授认为，从老子、曹操、李白、曹雪芹甚至西门庆、潘金莲的“故里之争”，以及“夜郎之争”，让人不得不警惕，地方政府发展旅游切忌“投资冲动”。

“欠发达地区选择低成本的旅游产业脱贫，这条路是选对了，但如果只盯着同一个名人、同一段历史，不结合本地的优势、特色，投资与产出比恐怕很难令人满意。”龚胜生说，“在夜郎文化的旅游开发上，湖南的确捷足先登了。但旅游的特点在于差异性。贵州的夜郎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千万不能搞与湖南类似的‘冲动型投资’，而应充分规划好。”（《半月谈内部版》2010年第12期/记者 李惊亚 明星 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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