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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雅楠：农业供给侧改革是重中之重 “三农”普惠金融助力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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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的“两会”中，各种经济议题成为“两会”委员热烈讨论的话题。经济转型如何转？改革如何进深？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在深入探讨转型和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两会”中发表观点，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已经转变为产业安全问题，引起了关注。“中国农民能不能种地？当然能。打粮打油都可以，但是你打出来的贵，不如人家好，没市场，这是最大的问题。”陈锡文在农业界别小组讨论时直率表示。“扛是能扛，问题是能扛多少时间。”他说，现在中国农业到了危急关头，必须要有大的突破。

农业供给侧改革：重中之重

这位中农办掌舵人分享了他对中国农业的深入思考和造成目前问题的根源。时下，粮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是粮食领域最突出的矛盾。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中国粮食长期处于紧平衡，中国对粮食的政策引导追求片面化——以增产为主要目标。2015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2143.5万吨,比2014年粮食产量增加1440.8万吨,历史性地实现“十二连增”。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是底线,而粮食多年连续增产,为稳定物价、改善民生提供了有力保障。虽然粮食“十二连增”的成绩不可否认，但片面的、失衡的政策也带来了尖锐矛盾，比如，以玉米巨量库存、大豆供给不足为代表的粮食结构性矛盾。另外，陈主任也指出，中国粮食价格与海外粮食价格的倒挂也是目前突出矛盾。他表示，中国粮食等主要农产品[2.77% 资金 研报]价格全面、长期高于国际市场，实际上是从2013年开始的。“那时候情况变化很快，土地租金、劳动力工资等快速上涨，都算到粮食成本里面。”陈委员建议，“十三五”期间要正视这些农业领域的突出问题，并建议要有改革创新精神，在农业领域进行体制和科技创新。

农业领域面临的这些实际问题凸显出农业供给侧亟需改革和创新。农业同样也面临一场“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结构性改革。两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当前农业领域突出问题是“结构方面”,体现在农产品品种上,有些品种如玉米,年度性、阶段性供大于求,而有的品种如大豆相对短缺；另一方面，在农产品质量上,“大路货”居多,优质的、品牌的产品少,还不能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如何一方面让农产品能够适应消费升级的需要,即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使消费者能够消费更安全、绿色和个性化的农产品，另一方面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提高农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使农民得到更多的收入，也是农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和内容。

推动农业供给侧改革离不开三个痛点，即资金、技术和销售。而这些背后除了需要如陈锡文主任所说的体制和技术创新之外，还需要金融创新。长期以来,传统金融服务体系在“三农”领域的种类、灵活性和多样性供给不足,面对农业供给侧结构化改革的需求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很多农户和小微企业，往往因为授信额度不足、过分依赖抵押和担保难以扩大生产。应运而生的“三农”普惠金融，可以补充和延伸传统金融体系，给农业带去实际的资本力量，特别是民间资本，在结构性改革的实处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三农”带去实惠。日前银监会印发的《关于做好2016年农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也明确提出,将不断丰富金融服务主体,提升农村金融竞争充分性和服务满足度。以“互联网+三农”为基础和代表的“三农”普惠金融可以在以下三方面显示其优势，并且与传统金融一起共同发力。（1）有助于丰富大数据征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2）推动建立绿色金融与补充产业链金融；（3）提高资金和生产效率并且提供高附加值转型。

“三农”普惠金融：丰富与完善大数据征信体系

首先，农业覆盖地域辽阔分散，差异化显著，农村8亿多人口，这必然催生出其金融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和场景化。如东北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广，适合不同的农作物，并且很多地区半农半牧。相对来说，南方则普遍由于地形限制，耕地相对较小且分散。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村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以前，单个的小农户农资农具采购金额小，融资需求分散，在经营权流转放开后，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将成为新农村的发展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土地经营权流转与农业生产规模化，集中性的资金需求会逐步呈现，集约化农业则会面临广泛融资需求。“互联网+三农”可以运用大数据优势，逐步建立村县和个人的大数据征信体系，并且推动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的趋势。

“三农”普惠金融：推动绿色金融与补充产业链金融

其次，“三农”普惠金融可以推动绿色金融和相关产业链金融的发展。韩长赋部长表示,“十三五”期间并不追求粮食连续增产,而是在巩固和提升粮食产能的基础上,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效率。而从当前情况来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构,包括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原则,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同时,多措并举消化粮食库存,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等。另一方面，现代人的消费升级，更看重健康食品来自源头绿色的土地和种肥。如果高品质的种子和化肥能生产出绿色并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从而也为绿色饲料，形成绿色食品和健康的产业链。“互联网+三农”可以将城市人对食品的个性化和高品质的需求对接不同地区的绿色农业产业链，形成消费升级和农业转型升级的共赢链。

“三农”普惠金融：借助金融杠杆，提高效率，升级转型

最后，“三农”普惠金融可以给农民提供更多资金来源，提高生产效率，同时转型升级生产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借助一定金融杠杆，农民可以在不同季节种植不同类型的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和收入来源，让农民在不同时期有多种创收手段的来源。比如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辽地区，玉米是其主要的传统农作物。随着产量的阶段性过剩和价格波动，以及地域土地质量和地形的差异化，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很大影响。在遇到干旱等“天灾”或收购价格下滑时，农户很多时候出现怠工或无事可做，收入来源减少等问题。近年来，当地发现红干椒和圆葱等也可以在不同季期成为高利润空间的经济作物，出口到韩国或俄罗斯等地区。这些也有效帮助农业转型升级和农民收入的改善，充分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互联网+三农”可以因地制宜地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场景化的相关“三农”金融产品。

“三农”普惠金融：问题、风险与机遇并存；政府与民间资本齐进

“三农”相对于其它领域更需普惠金融的阳光普照！长期以来，金融压抑和服务不对称更严重。但是，也应看到在农业普惠金融落地过程中的确有许多问题在实际中需要逐步解决。农户缺少有效的抵押物，农村宅基地、土地使用权等在抵押上还存在一定产权障碍，又存在估值难与价值低等问题，加上每年不同的气候或“天灾”，也使得在催收和变现方面遇到一定实际困难。其次，农村地域广大，交通较为不便，单笔金额又较小，“三农”普惠金融线下开展业务成本较高。再其次，“三农”普惠金融参与人员的专业性以及个人和乡村的征信体系还有待尽快提高、健全和完善。

建议“三农”普惠金融可以采用政府与民间资本相结合，采用PPP模式，打造政府基金+民间资本+产业链金融机构的新型普惠金融模式，共担风险，共生共赢，并逐步探索发展民营资本参与的村镇和“三农”民营银行模式。

“三农”普惠金融：为“三农”产业造血，为农民“授人以渔”

农业相对于其他领域，其特殊性和差异化使“三农”普惠金融任重而道远，繁杂而又分散。真融宝春节后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通辽地区探访农户期间，我们实地走访了几家农户，看到农民为了改善种植效率和扩大多种农作物耕种规模的迫切需要。在饭桌上，当地一个村的村长动情地说，“穷了我们一代人，不能眼看着代代穷啊！”村长的话让回想起我个人在1992年海外留学时，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留学生一起在美国建立了“中国教育救援基金会”（现名：“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OCEF）。23年多来，OCEF坚持利用海外募款共资助了近10万人次边远地区的农村学生和民办老师，建立了数百所学校的图书室。在我家里，至今还存有一箱1993年从贵州农村寄来的学生申请函和亲笔写的信，因为当时实在是资金有限，不能资助他（她）们。这些信成为了我心中一直的一块痛……“再穷不能穷了教育”是当年的口号！当我2014年走访四川大凉山受资助同学家庭时，问她们有什么需要，大山里的孩子们请求让我录段视频，希望寄给在外打工的父母，问爸爸妈妈何时回家……在如今城镇化的浪潮中，农村的“空心化”等新问题日益严重。“三农”问题和需求日益累积，改革刻不容缓！

过去连续十三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可见政府对“三农”之重视。2016年的“一号文件”要求推动金融资源更多向农村倾斜，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中央政府的扶贫政策的主导下，“三农”不仅需要有扶贫资金的支持，更希翼能获得造血能力。“三农”普惠金融能成为提供给广大“三农”的“授人以渔”的渠道和助力，为中国实体经济中“毛细血管”最薄弱和需要的地方提供造血功能以及转型升级的动力。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报告中，再次强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真融宝希望成为“接地气”的一站式大众资产配置平台，在安全有效地管理大众资产配置的前提下，能更加“接地气”，服务小微实体经济，包括“三农”领域，逐步让平台成为一道嫁接大众资产配置与小微实体经济的彩虹和桥梁！（作者是真融宝董事长吴雅楠，为中国量化投资俱乐部执行理事，中国绝对收益协会理事，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金融聚乐部首席经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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